至行贿与受贿，一个花钱办事一个为钱献身

行贿与受贿，一个花钱办事一个为钱献身 “在司法实践中，大量行贿人不被处罚的问题，影响卑劣，危害很大。”在此次全国人大会上，来自安徽的全国人大代表汪春兰带来了1份《关于结合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完善我国贿赂犯法立法的议案》。（3月12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行贿和受贿不但不同罪不同罚，而且行贿罪与受贿罪在处罚上也极不对称。我国刑法立法和执法对行贿罪与受贿罪在刑罚处罚上轻重悬殊，可谓“阴阳两地”、“1生—死”。
现实中，类似查处行贿受贿为难的还有诸如打击卖淫嫖娼。有关部门在扫黄的时候，常常拘留或判刑的都更重要的1方面则是记录下这个群体的每张鲜活的面容是“小姐”，嫖客1般都是交了罚款走人。正由于“创收”的冲动大于严格执法的热忱，所以才有了色情市场的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如果对嫖客也都予以拘留或判刑，那末1定会震慑1大批。1个巴掌拍不响，没有了买方市场哪里还会有卖方市场？

1个花钱“办事”，1个为钱“献身”。行贿人和受贿人也犹如嫖客与“小姐”关系1样，也是相辅相成的统1体，我们在查究行贿和受贿的时候就必须“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”：要让受贿人不敢受贿，也要让行贿人不敢行贿；要让受贿人无贿可受，也要让行贿人无贿可行。要打击受贿犯法，也要打击行贿犯法；没有了行贿犯法，哪里还会有受贿犯法？

也许有人会强调，如果严厉处罚行贿人，就会给我们查处受贿人增加难度，这样就是在保护受贿犯法。不能说这样的担心没有道理，但这只是从司法功利的角度斟酌。

由于查处受贿人的难度较大，大都是“1对1”的证据，办受贿案时常常从查行贿入手，需要通过行贿人提供的事实去证实受贿人的犯法事实。因此，办案人在做行贿人工作经常会给予1定政策上的从宽，有的在心理上还会给予1定的宽容；另外一方面是出于认识上的偏狭，认为行贿人是有求于人，受贿人是人求于我，认为受贿危害大于行贿。

却不知，行贿人也不是天生的受害者。不排除有的受贿人是主动索贿，但相当多的受贿人却也是“受害者”。可以这么说，大多数行贿人（包括捐客）多是自愿的“寻租者”，是“加害人”，是不达目的不罢休、专叮“有裂缝之蛋”Mackiewicz说的“苍蝇”。

没有了嫖客哪里还会有甚么“小姐”？有行贿必有受贿，而有受贿也必有行贿。在犯法学上，行贿与受贿是1种“1对1”的对合关系。许多国家基于对贿赂犯法性质的认识，将行贿受贿同罪同罚，乃至有的国家将行贿称为“积极腐败”，而称受贿为“消极腐败”。

固然，如果我们真的要严厉处罚行贿人，就会在查处行贿受贿的进程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，但是，“执法必严，申行接口虽可进行远距离通讯背法必究”，“阻力论”明显不能成为不追究行贿行动人刑事责任的理由。